“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活動確實存在法律關系模糊，市場運作混亂，剛性兌付嚴重，有效監管缺乏。”5月11日，在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上，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院長吳曉靈發布 《中國金融政策報告2014》，其中談到中國影子銀行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四大缺陷。

　　吳曉靈表示，在非銀行金融機構的活動中，投資者要獲取收益，承擔風險，法律關系應該是明示的，但中國影子銀行業務中最大的缺陷就是沒有民事法律關系。正因為法律關系不明確、責任不明確，因而在運作時混亂且規則不清。在兌付的時候責任也不清，當有收益的時候投資人愿意享受收益，但有風險的時候，因為法律關系不清和風險責任不清，投資者不愿意承擔風險，賣出產品的機構為了維護自己的聲譽，就不得不采取各種各樣的辦法實行隱性的剛性兌付或者是顯性的剛性兌付，使得市場的秩序難以正常維護。

　　該報告認為，影子銀行是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在國外提出來的概念，最主要的還是針對場外的金融產品交易，因為沒有明確的統計，且交易對手方分散，到底在場外市場上集中了多少風險，監管當局是不知道的。大量的在場外進行交易的CDO、CDS，以及在此基礎上衍生出來的產品，為各個金融機構之間積累了很多風險。因而，當一個金融機構倒下的時候，它的交易對手方涉及到很多其他的金融機構。在金融危機中他們起到不太好的作用，引起各國監管當局的重視。但是，中國沒有那么多復雜的場外衍生產品，而中國所談到的影子銀行應該說大部分是非銀行金融機構的各種金融活動。因而，中國政府相關部門將影子銀行分為三類：一是無牌照、無監管的信用中介機構；二是無牌照、監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機構；三是有牌照、監管不足或規避監管的業務。

　　在吳曉靈看來，中國影子銀行大體可以歸為兩類：體系內的影子銀行、體系外的影子銀行。前者包括信托在內的有牌照、監管不足的機構與業務，這是中國影子銀行的主體。從時間上看，影子銀行從2006年開始迅猛發展起來，2006年正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時間，由于外需缺乏，中國大量公司面臨資金緊張和裁員。同時，這些企業難以從體系內銀行獲得貸款，于是轉向了影子銀行，從未貼現銀行承兌匯票、委托貸款及信托貸款在2006年、2007年大幅度上升可以看出來。也可以從大量委托理財產品的發展和信托計劃的發展、資管計劃的發展中可以看到非銀行金融機構活動發展的狀況。

　　吳曉靈認為，中國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的機構問題是影子銀行發展的內在原因，因而，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中國金融刺激政策提供外部的條件。內部條件是因為外需不足，需要再擴大內需。在國內經濟的發展中，企業的困難要求創造更多融資方式。而國內融資方式的短缺使得不能獲得融資需求的那些人尋求在銀行之外開辟融資的方式。

　　在應對金融危機的時候，中國的刺激政策信貸大量投放，使社會有了更多的資金，更多資金在社會上游蕩的時候需要找到投資方向，這也是影子銀行發展的一個客觀原因。

　　那么，如何看待中國的影子銀行？吳曉靈認為，中國的影子銀行有其特定產生發展的原因和背景。客觀看，發展了對正規金融體系有益的補充，是發展直接融資的渠道。因為影子銀行體系本身都是由非銀行金融機構來代理，如果在法律關系清楚的情況下，非銀行金融機構的融資特點是投資人自擔風險，而不是由中介機構來承擔風險。如果中介機構承擔資金的風險，其實就是一種存款方式。因而，它不是非銀行金融機構吸收資金的方式和做業務的方式。非銀行金融機構最大的特點就是投資方要承擔自己的風險，因而其活動都可以說是直接融資的構成部分。

　　吳曉靈提醒說，由于對影子銀行業務不同的認識，到底該誰來監管，怎么監管，也不是特別清楚。所以，既存在過度監管，也存在監管的空白。關于中國影子銀行的監管與展望，中國政府及金融監管部門出臺了不少影子銀行監管政策，開始顯現出不斷規范、透明的發展趨勢。

　　吳曉靈認為，在發展金融改革的過程當中，應客觀劃分監管的邊界，并不是所有的信用活動都需要嚴格監管。在明確產品功能的性質、明確法律關系、明確收益和風險承擔的責任后，如果金融活動是涉及少數的可承受風險人的利益，可以適度監管；如果涉及到眾多小投資者的利益，由于有從眾的心理，有搭便車的現象，因而，對此類金融產品和金融活動應進行嚴格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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